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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潔:好散文在時間的深處,在生命的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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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簡介】梅潔 ,國家一級作家,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1970年大學經濟系五年本科畢業,1980年開始文學創作,現已發表、出版《愛的履歷》《生存的悖論》《一只蘋果的憂傷》《淚水之花》《飄逝的風景》《蒼茫時節》《大江北去》《漢水大移民》《西部的傾訴》、七卷本《梅潔文學作品典藏》等散文、詩歌、中長篇紀實文學31部集,700余萬字。曾先后獲全國魯迅文學獎、冰心散文獎、徐遲報告文學獎、孫犁文學獎以及《十月》《黃河文學》《人民日報》等各大報刊獎80余項。 



  徐芳:您是散文高手,同時也創作了大量重大題材的報告文學作品。對于“散文”這一形態本身較為模糊的文學樣式的界定,學界各家歷來均持異見,雖然已有不少大家的高論言說,依言:中國散文理論的體系建構,依然還處于尚未體系化、理性化、范式化的階段。有鑒于當下存在的問題,也考慮到將散文梳理成為全方位、理論化的文本樣式存在的難度,試問您所認識的散文,是否將報告文學、雜文以及各類文學小品容納其中……另外在散文的實際發展中,又是否存在某些缺失與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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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潔:正如所說,中國散文理論的體系建構,依然處于尚未體系化、理性化、范式化的階段。
  我以為真正把散文這一文體體系化、理性化、范式化,是很難的。我甚至想,哪天若真把這人類最易接受、最易表達、受眾最多的文學樣式“三化”起來,散文也就死了!
  在我三十九年的創作歷程中,我起初寫詩,1992年《詩刊》發表我最后一首詩后,我幾乎不再寫詩了。其時,寫詩的同時我一直在寫散文。關于“創作了大量重大題材報告文學作品”,是褒獎我了,因為比較而言,我的“量”很少。應該說,我至今認為我不是一個純粹意義上的報告文學作家,我一直傾心于散文的寫作。我還固執地認為詩與散文的寫作——是我生命的另一種形式。然而,我要說,是報告文學給了我無上的榮譽,是這一最具誠實品格的文學樣式,成就了我寫作的光榮和生命的質地。
  魯獎獲獎作品《西部的傾訴》,應該說是以散文化的表達和散點透視式的結構,企望從歷史、文化、教育、經濟、人口、環境等多側面揭示一個人類生存的怪圈,那就是中國西部貧困帶來的教育缺失,教育缺失、尤其是女性教育的缺失導致的野蠻與蒙昧,從而使生存環境遭到根本性的破壞,而環境的被破壞使發展中國家和中國西部更加貧困。這是一個生存陷阱,我或許報告了這個“陷阱”。
  1998年,我曾在中國西部走了數萬里。從貴州到甘肅、從甘肅到青海、從青海再到寧夏,50多天里,我一直在沉寂遼闊的西部高原行走。我已經明白,我行走的理由,不再是為了滿足文人的浪漫,我是在探尋與我寫作命題有關的人文與自然的實證。我數次穿越沙漠、戈壁、高地,我反復翻越海拔3000多米的青藏高原,我看到了可怕的雅丹地貌的破碎和大面積剝蝕,我的內心充滿了驚懼與憐憫;我在風沙彌漫的毛烏素沙漠和騰格里沙漠里行走,我體驗著人類艱難的企盼和生存……沒有這樣的艱難的實地行走,我不會產生這部作品。
  與此同時,我用20年的時間,關注著中國一個重大水利工程“南水北調中線”背后一個龐大的移民群體。漢水、丹水兩岸80余萬移民都是我的父老鄉親,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調水過程中,在調水源頭——我的故鄉,發生了太多太多的故事,悲壯的沉沒,遷徙的眼淚,重建的血汗,無數的焦慮與困惑……2005年,我沿漢江、丹水走了100多天,之后又轉身沿京、津、冀極度干渴的北方又走了100多天。最終我把對中國水環境的深重憂患、對養育了我生命的漢江的憂患、對中國移民之命運和生存的憂患,都記寫在45萬字的《大江北去》一書里了。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伊始,我用20多年時間,以140余萬字的篇幅,完成了一個迄今世界最大引水工程背后人的命運、人的犧牲與奉獻的書寫,即“漢水移民三部曲”。
  我的報告文學寫作僅此而已。
  我對一些朋友說,那是我的大散文,或者說,那是我對于散文創作的一種更廣闊的深入和更深度的創作補充。
  我說這些是想說:把報告文學、雜文、隨筆、書信都歸為散文的范疇,我覺得是一種文體勢能所趨,只有散文這種文體能收留、包容這些心靈和思想的寄語。我認為它們之間的融合和差異,寫作者都會有自己的把控。報告文學敘事的遼闊厚重,散文對人類心靈的慰藉,雜文對世象人心的諷喻與砥礪等等,一個相對成熟的寫作者,自應有恰適的掂量。
  問題在于:現實中人們每每降低、忽略散文創作的審美品質。常見的是:事無巨細地把生活的瑣瑣碎碎很輕率、很不嚴肅地交付給散文;習慣于散文的小位置、小擺設。對人生、人性以及人的生存思考散文顯得清淺而單純,我們有意無意在散文創作中放棄或減弱對人類終極價值的深切關懷,放棄對人性負面以及民族、文化、歷史的注視。
  即使偶爾注視了,但一想到散文文體本身——我們已非常習慣并主觀地將散文對生活的切人點限定在不承擔大文化背景的層面——我們思索的深度立即受阻,批判的鋒芒有意內斂。女人們在散文里常常是傾訴一己的悲歡,男人們在散文里常常是一味地插科打諢,于是,社會的大關懷等,在散文里大踏步后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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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芳:關于散文創作有句話,叫“形散神不散”;這傾向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曾經主導了散文藝術的創新性探索與散文審美的創造力,那是否亦會同步帶來散文審美層次與創作的模式化?
  梅潔:“形散神不散”作為一種創作理論抑或是方法論,仿佛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有過一段討論和爭議,對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一些散文的模式化寫作給予了很多的辯析和沖擊,對后來中國散文浩浩蕩蕩的發展,給予了文體的松綁和創作主旨與精神的解放。
  我的文學創作始于1980年,趕上了一個思想解放的歷史新時期,也曾聽聞到了這場“形散神不散”的討論。但對這場討論我并未十分在意。我大學是學經濟的,畢業從事十多年經濟工作后突然改門換道,選擇文學,應該說那是在不諳文學為何物的狀態下,開始的一種文學沖動,對于文學理論更是無知也無感的。“形散神不散”的作品是什么樣子?批評“形散神不散”那就是倡導“形散神也散”么?那樣的作品又是什么樣子?
  也許是不在意這些理論的束縛,我就洋洋灑灑寫我自己的。應該說,當年我的寫作,幾乎全是受情感的主宰,是受當下情緒所形成的那個“場”的主宰。于是在形式上是不拘一格的,是總在變化的。寫某篇作品時我是在傷心地慟哭,那我就聲淚俱下地寫,有時可以在詞語后面連打三個驚嘆號,比如《那一脈藍色山梁》;寫另一篇作品時,我的心在極度地疼痛,那我就痛徹心扉地寫,比如《我的丈夫走在那片青山綠水間》《不是遺言的遺言》;而寫遙遠而憂傷的憶念,我就情深意長、娓娓道來地寫,讓“淚水盈眶”但不讓它流出來,比如《童年舊事》《福哥兒》;又有些作品,是要用很強的詩意貫通,需要簡約抽象,那就奔放吧,遼闊吧,鋪排吧,一詠三嘆吧,意象層疊吧,甚至長句不打標點吧,比如《愛的履歷》《通往格爾木之路》《淚雨霏霏干一杯》……
  因為余秋雨先生《文化苦旅》的深刻影響,我后來還寫了不少歷史文化散文,比如《商道》《泥河灣》《驛站》《誰創造了白瓷文明》《晉商與北方絲綢之路》《入襄陽記》《歷史的祭壇》等等,大都在北京《十月》雜志發表。雷達先生生前曾對這些散文有過評價,他說:“……重要的是,她不是外來的行走者,觀摩者,這里的每一處遺存都與她的經歷血肉交凝;她的文字,不以炫示淵博的知識見長,而以豐盈的情感充塞其間;她的風格,也不是那種冷峻的科學理性,而是以詩性的濃醇動人。因而,不像某些徒有其表的大散文那樣空泛,它的蒼茫的歷史感,悠遠的命運感,執著的對民族精神之根的追思,全都源自生命內在的激情。”
  我想,一個對散文創作認真負責的寫作者,真正給予作品生命的應是永遠的真誠與激情,在真誠與激情的寫作中,還需要去考慮“神散” 還是“神聚”?一篇真正有慰藉心靈品質的散文,“神”能“散”到哪里去?而一味淺薄地圖解時代的散文,“神”越“聚”越偽飾、越假作、越遮蔽真性靈。
  每一個時代的作品都有那個時代的烙印,那烙印是烙在作家心上的,是無法擺脫的,所謂心靈的寫作只能是外部環境所賦予。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散文的單一模式,是那個時代的賦予。應該說,改革開放以來,多元文化的涌進,文化語境的敞開,使中國散文的創作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繁榮,散文作品的燦爛、絢麗,應該說已沖垮了單一“模式化”束縛,散文的審美層次已大踏步更新。所以,“形散神不散”的爭議,已經沒有太多意義,它不再會成為文學寫作者的“心障”和“文障”。
  徐芳:所謂女性散文,就是把自己對生命個體、文學創作的理解和夢想投注到字里行間,嘗試著將其對生命、生活和社會的思考納入到一種對于現實生活的觀照之中?也可以說,這是更為直接地表達個體心性,是一種敞開自我的寫作,這樣的散文作品,更清晰地映現了自己的身影、體驗、記憶與感情,比如您寫亡夫的一組作品竟如同“涕淚”?
  梅潔:上世紀八十年代,隨著傷痕文學的崛起,散文的傷痕寫作也悄然出現。許多寫作者在撫摸歷史的傷疼時,不經意間觸及到了人類情感的共通處。或者換句話說,寫作者在撫摸自身心靈的痛處時,不經意間觸及到了歷史的傷心處。中國女性散文在這個時期呈現出很明顯的角色特征。由于長期的社會角色體認和傳統規范的壓抑,使女性意識和自我價值開始覺醒的一批散文作家,開始了群體性的自我訴說。她們從散文中找到了表達自己、寄托心靈的深刻方式,她們率真而淋漓,她們真誠的“自我表白強烈沖擊著舊散文消彌個我的偽質,而呈現出女性真純的美麗”(蔡江珍《梅潔散文論》)。
  無論女性面臨怎樣的倫理窘迫和精神痛楚,她們對自身處境與情感的深切體味,在以散文寫作深入心靈困境的同時,也在深深眺望和探求著同時代人的精神出路。
  應該說,我一直很深地裹挾在女性情感散文寫作的渦流之中,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迄今,《愛的履歷》《這一片女兒的情緒》《因為說起三毛》《女人:愛就愛得傻一點》《我是一個幸福的女人》等,都是在體認“這個不盡和諧、不盡完美的男女世界,自知女性的處境、女人的生命意味,而依然要做‘有追求,有事業,有愛,有良好的品格’的女人”的訴說。
  十多年前,我摯愛一生的丈夫慘逝在昆明至北京的列車上,之后我寫下的《我的丈夫走在那片青山綠水間》《淚水之花》《不是遺言的遺言》等,那是一片絕望、痛疼的“涕淚”和“泣血”。丈夫病逝的場景是我永世的痛苦,他睜著一雙大大的眼睛“上路了”,在那個天上人間永世分離的時刻,我目睹了親人的“死不瞑目”,至今想起來我都肝腸寸斷、心碎欲裂!
  “我一生一世心疼的那個家因著丈夫的離去已不復存在,沒有什么能引渡我內心深處的痛苦。望車窗外泣血的夕陽,我傷疼如斯……”我這樣寫著。
  “你的離去是對我幸福最致命的打擊,我至今無法安慰你也無法安慰我自己。我知道我走不出悲痛便沒有快樂可言,但沒有什么可以化解我內心深處的苦痛。真正的悲痛是化不作力量的,‘化悲痛為力量’的教義對我沒有意義。”我這樣寫著。
  “親愛的,在憶念你的時間里,悲苦的淚水將打濕所有的時間……”我這樣寫著。
  我始終認為,女性散文這種敞開心靈、對生活對情感對命運的痛慟、淋漓地寫作,是對中國散文的一種審美貢獻。
  十幾年前我說過一句話:“好散文在時間的深處,在心靈的痛處”,至今深信不疑。
  徐芳:您為什么寫作?對藝術的追索,即是人生的升華?是以個人和群體融合、個人和人類融合,個人和宇宙融合,以此來感悟世界的奧秘,人生的真諦——構建審美情感并與之同構?
  梅潔:我之所以斷然放棄了大學五年經濟系本科的專業,放棄大學畢業后從事了十多年經濟工作而改做文學,那實在是我的心靈想發出一種聲音。這聲音一定要穿越肉體、穿越時空、穿越苦難、穿越空谷與山脈而不管不顧地發出來,那必定是命中注定了。
  如你所問,我也常常問自己:是什么讓我開始了寫作并持續地讓我進行著這寂寞地勞作?許多年里,我視寫作為心靈的寄托。寫作是這世上唯一能永遠不厭其煩地聽我訴說情感的朋友,能心疼地看我流淚的朋友,也能真心地為我高興的朋友。我活著,就朋友般與這些文字朝夕相伴;我死了,就權當作我對這個世界的一份依戀。我相信愛我的人和我愛的人會因著這份依戀而感念著一顆善心。我就這樣虔敬著我的寫作。
  卡夫卡曾說:“握筆著述,是一種祈禱。”我想,對藝術懷有宗教般的虔誠之心,總能成就我們一二吧。應該說,是在我近40年的悄然寫作中,文學偉大的誘惑攜帶著我的心靈之光在默默前行。
  我是一個職業寫作者,許多年來,我都把手中的筆,視作農人手中的鋤把。像農人那樣寵辱不驚地耕耘,做一個真誠的勞動者,成為我平生的愿望。然而,隨著寫作時間的延伸,我發現:寫作是一種滋潤和營養,它使我們的生命質量變得越來越堅實。這使我始料不及的。
  因為寫作,我總在感念著生活的點點滴滴,無論是愛與恨、希望與失望、困境與掙脫、幸福與苦難都讓我沉浸,都讓我流淚。在這無數遙遠而貼近的感念與沉浸中,一顆原本麻木的心變得多感,一雙原本愚鈍的目光變得深情。這個時候,我想我應該不全然是過去的我了;因為寫作,我開始不斷審視人類和自身,包括生存、命運、歷史、自然、現在、未來,包括哲學、宗教、藝術、人性……審視的過程是不斷學習、積累的過程,是不斷向真向善向美的過程,是精神不斷受洗和提升的過程,當所有的過程嬗變為信仰、自律、寬容,嬗變為謙遜、善良、公正等諸多德性時,我想我的生命應該是有了更豐富的內容……
  因為寫作,我們一天天增長著對社會道義、責任的擔當,對底層人命運的關注和悲憫,對心靈與精神追索的力量……
  當寫作如此地融合在我們人生的過程中時,我想,它即使救不了這個世界,但它肯定能救我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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